西洋型「民主（Demokrasi）」与村落型「合意（Musyawarah）」的矛盾
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麻烦的访调课题：「印尼的民主和当代艺术（特别是利用身体表现的艺术）之关连性调查」。如果是对印尼相关知识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，这篇文章将包含各种概念的摩擦。第一，印尼这个世界人口数排名第四、多民族岛屿的国家，政治情况根本无法概括讨论。第二、当代艺术的概念，对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来说，究竟包含什么又排除了什么。第三、「民主」毕竟是从西洋输入的概念，特别是经过苏哈托的军事独裁之后，被乱用、误用的政治逻辑，使得在和一般市井小民讨论时，必须特别留意当地的观点。
首先说明一下第一点的多样性，如同大家所知，由相当里斯本到伊斯坦堡的五千公里直线距离里散落的17,508个大小岛屿所组成，当中约6,000个岛屿有人居住。而两亿三千万民的国民，由三百多个不同的民族所构成，各民族使用的方言约存在200~400种。宗教也很复杂，虽然约九成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，是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，但人类学者克利弗德．纪尔兹（Clifford Geertz）也指出，即便都是穆斯林，从跟泛灵论、印度教、佛教和缓融合的「自由派回教徒（abangan）」，到多半居住在亚齐省、维持严格宗教体系的「保守派回教徒（santri）」，对教义的虔诚度也不一。这样在民族上、宗教上、乃至于语言上都很多元的国家，小川忠在『印度尼西亚－多民族国家的摸索』一书中曾提到，在1950年独立之后，印尼以「多元当中的统一」为口号，不断努力将不同声音融合为一体。但是深受印尼所吸引甚至死在当地的学者班乃迪克．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却也在名著『想像的共同体』里阐述，要将根本不同的民族用单一国家的国民来表现这种说法，除了政治幻想之外什么都不是。顺带一提，在印尼语（Bahasa Indonesia）里，「政治」是从「Political」翻译来的外来语，它不是为了改善国家政策的一种策略，而是一种包含内政被压抑、历史被捏造、和权力的行使等意涵，给人观感不佳的名词、形容词。
即便只是在上述的文字调查阶段，印尼的复杂、多元、广大已经让人有点头晕目眩，带着这样的感觉抵达以建国之父苏卡诺．哈达命名的国际机场，书本上所无法体会的气温、湿度、香气、噪音等混杂在一起向我扑来。抵达机场后，准备搭上先前预约的计程车，「司机会迟一点，请稍等一下」貌似敦厚的青年靠上来对我说。「十分钟左右吗？」询问之后对方呵呵笑着回答「More, More.」。「稍等一下」的迟到原来不是10分钟而是30分钟，雅加达的时间感让我吃了一惊。在酷暑的停车场等到快热昏了，总算搭上车之后，接下来面对的是号称世界最糟的塞车，而且因为「3 in 1」的高承载限制，乘客未满三人的车辆，在早晚的通勤时间不能进入市区，而车上只有我和司机，七点一到我们就得停在市区外的道路等待，直线距离30分钟的车程最后花了3小时才抵达，饥肠辘辘地抵达旅馆，稍微打听一下，原来雅加达的平民大多早上五点起床，好避开这严重的塞车抵达办公室，一时真是难以置信。
话说回来多亏了塞车的洗礼，隔天午后前往雅加达双年展，看到艺术家团体Ruangrupa成员Reza Afisina（a.k.a Asung）的旗帜作品时，不由得会心一笑，他在色彩斑斓的旗帜上简单地画上了雅加达首都特区的地图并写上「Everything is equal in the eyes of traffic jam（在塞车面前，万物皆平等）」。Afisina的作品说明了，在艺术表现的、宗教的、教育的自由等大写的政治问题之前，如何改善生活品质才是雅加达人民最希望的。同时，对这个多民族都市而言，唯一最公平的东西很不幸地是「世界最糟的塞车」，也显得相当讽刺。
接着，当我开始和印尼人讨论民主和艺术时，最初听到的关键字就是「Musyawarah」，在新加坡大学钻研文化研究的Annisa Beta将这个字翻译成英文的「Discussion（讨论）」，她表示，不同于透过多数决来决定意见，并根据宪法微调多数派论调的立宪民主政权，Musyawara是印尼人特有的「民主主义的」文化机制。
「印尼经常被误认为回教徒国家，但其实印尼是多民族、多宗教国家。因此透过讨论（Musyawarah）达到全体都能同意的结果（Mufakat）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凡事都采用多数决，那么少数民族的声音就会自动被省略了，就算穆斯林是多数派，这也是不能接受的。」
当然这是理想化的，透过讨论让全体达到共识，根本就是政治的梦幻故事。曾以思想犯罪名被两次逮捕的表演艺术家Arahmaiani曾说，实际上在印尼「多数派的爪哇系男性穆斯林顶着『民主』这个正义的名，实际上不断地在膨胀自己的权力」。不管在哪里都有强者欺负弱者的体制，在这个国家也不例外。但同时，真正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的，却是稻作社会所建立的，稳定共存的智慧。在游牧社会，跟随有决断力的领导者是生存的条件，但是印尼和日本一样是水稻农业社会，强者和弱者相互合作，互相扶持才是生存守则。也就是说在村落的现况，反而比较接近人们必须相互讨论，整合彼此意见，达到「Musyawarah Mufakat」的理论。但是，这个方法和政治当然是相左的。
因为「西洋型的政治理论」和「土著型的村落理论」的不同，印尼人被两种不同的民主方法论夹击，至今也面临许多僵局。印尼国立剧场一案就是个例子，近代以来的剧场在荷兰语说法是「Tonil」、梵语是「Sandiwara」、英语则是「Teater」，进一步说明，这些单字所表现的「现代戏剧」和Ketoprak（爪哇的歌舞剧）、Ludruk（泗水的大众剧场）、Lenong（贝塔维人的喜剧）等各种原住民的戏剧型态是完全不同的。后者是在户外表演、没有记述文本但以特定形式的演技即兴进行，而前者则是在室内演出、将被记述的文本根据现况规定演出。也就是说「戏剧」的概念里所包含的对殖民地文化的政治抵抗感，和复数的民族认同，要以Musyawarah的方式整合成「国家的」剧场是相当困难的，因此国立剧场的创立案直到今日仍徒劳无功。
就像这样「Musyawarah Mufakat」在印尼的各种场合，带来了不好也不坏的各种结果，但至少在期待现实社会的变化时，它肯定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。结果，大部分的印尼国民，多半无法指望社会状况能有多少变化，「对政治失去了兴趣」Annisa表示。
「我们普通百姓跟政治中枢离得太远，总统底下有省长、市长、领主、村长、公务员长等，接下来还有里长跟邻长，只要里长不发通知，根本不知该去投票。因此很多印尼人都成为了Golongan Putih（直译意为白纸党）。」
印尼的政治中枢总是位在离百姓很远的地方，比如说第一任总统苏卡诺，当初的目标明明是议会式民主，但却在1959年解散了议会。因为在首次大选时总共有118个大小政党参与，而且还有伊斯兰、国际主义、共产主义等意识型态的对立存在，他早有预感到民主会行不通。因此他便停止了「议会式民主」而采用「指导式民主」，由一部分权力者掌握了国家的经营，这对刚独立没多久的国家来说，是为了建立「安定的国家观」必然的选项也说不定。不过对于「接受权威者的指导，不深度参与政治，安居乐业平安度日」这种怀柔的政治机关抱持怀疑的人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