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donesia Report Part Two 現在進行式的1965年與人民（Rakyat）的權力
狀況在蘇卡諾退位之後更加惡化。1965年9月30日，當時的陸軍統率兼參謀總長蘇哈托，計畫了軍事政變，並在隔年二月成為第二任印尼總統。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立場，開始清算蘇卡諾主要支持者的印尼共產黨和華裔、知識階級、工會成員等，本次清算也獲得西方各國的暗中協助。結果蘇哈托在一年之內便屠殺了高達一百萬人的「共產黨員」相關人士。直到2016年的現在，被害者的遺族仍過著懼怕政治中樞領導者們的日子。至於華僑則是在1998年5月爆發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被有組織地虐殺、強姦後，歷史的悲劇一直無法過去，至今仍感受到當時的暴力。
1965年無疑是了解印尼當代藝術的關鍵時刻，這個國家四處爆發大屠殺，許多懸案至今未解。如同世人所知，被列為「二十世紀的五大屠殺案」其中之一，曝光於世的契機就是約書亞・歐本海默（Joshua Oppenheimer）導演的紀錄片『殺戮演繹（The Act of Killing）』。直到2014年首度由非出生軍旅的佐科・維多多就任總統為止，幾乎所有的事實都被隱蔽與竄改。Ruangrupa成員之一的錄像藝術家Marhadika Yudha與前文提及的Arahmaiani等多位藝術家都指出，1965年的悲劇直到今日仍被許多教育機關扭曲地教導著，教師們將「屠殺共產黨員是為了推廣民主，我們必須感謝蘇哈托軍事政權的英雄們。」的虛構美言傳達給孩子，也無怪乎有許多藝術家對「Demokrasi（民主）」這個外來語表示反感。
日本人多半抱持著「民主是好東西」這種略嫌天真的既有印象，身為對此一無所知的日本人，回想當時不加思索地詢問印尼藝術家「民主在這個國家是否有效？」，現在覺得自己真是失禮到了極點。大部分的印尼人會一邊回答「是的」，但又透過苦笑表達出「不是」的弦外之音。因為這個「是的」包含了兩種矛盾的意涵，的確這個國家在政治的高壓統治下貫徹了民主，也因此印尼政治研究學者本名純在『民主化的矛盾－從印尼看亞洲政治的深層』一書提到，2010年美國總統歐巴馬拜訪雅加達時，曾在國立印尼大學發表的演說中稱讚「印尼的宗教寬容和民主改革的成功」。
不過，這只是表面話。因為當我詢問關於建構民主的各項要素，如國民的主權、言論自由、選舉權、受教的自由等，這個體系是否真的健全時，我所遇見的大部分人都給予否定的回答。也就是說，印尼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深知，民主不過是西方各國帶來的殖民概念，而且是被政府用來美化大屠殺的政治語言，在印尼這個被套上括號的「民主」，跟日本人所熟知的民主，是完全背離的概念。
如果要和印尼人討論「日本人腦海裡的民主」，必須將這個表象的政治概念一一分解，從生活水準的各種課題來檢驗。比如說之前提到的交通堵塞就是個例子，如果將國民放在政治考量的第一位的話，肯定不會放著基礎建設的問題不管。或者是幾個月前印尼實施了在國內未滿四百平方米的賣場（便利商店）禁止販賣酒精飲料的法令，當然我碰到的穆斯林大多本來就不喝酒，酒類禁賣自然不會對他們造成太大困擾。但是對於一個抱有多種不同價值觀的國家來說，政府頒佈酒類販售的「禁令」絕對不是好事。說到這件事情，剛才提到的Marhadika Yudha回應：「以前只有來自國家的垂直的審查，現在連鄰居都可能會進行水平方向的審查，想說的話都不能說了。」感嘆著民主化程度的每況愈下。
Ita Nadia這種關於民主「政治的表面話」和「庶民的心聲」的表裡不一，在穆斯林佔大多數的這個國家，也反應在男女平權的問題上。在雅加達拜訪女權活動團體Kalyanamitra（梵語意為女性之友）的創辦人、聯合國女性基金會資深顧問Ita Nadia時，我見到了至今認識的女性中，擁有最堅韌的信念、思考、語言、行動和人格的穆斯林女性。根據她的說明，1945年頒佈的印尼共和國憲法第27條明載「沒有任何例外，所有的國民在法律和行政之前是平等的。」清楚解釋了男女平權是被保障的權力。但是在可蘭經第四章婦人章第34節裡寫道「男性是女性的保護者。[…]有美德的女性應該順從且謙虛，丈夫外出時，應保守他的祕密與權力」等文章記載。當然這並不保証男性優越的地位，這節主要在教導不分男女都應該虔誠地侍奉神。但是在印尼人的濫用下，將女性當做自己所有物豢養著的人層出不窮，威脅到男性既有利益的女性總是需要面對暴力的危險，她本身也是這種暴力的受害者。
「我的父親是和日本佔領軍對抗的左翼運動者，母親則是屬於工會的社運人士。因此我身上留著社會運動者的血液。我跟隨自己的心，努力為解放女性而奮鬥，但是在軍事政權之下爭取穆斯林女性權力的行為，可以想像是非常危險的。我也曾因此入獄，男女平權！男女平權！我不斷地吶喊，對方說那就按照你希望的給你跟男人一樣的待遇！於是便對我進行殘忍的拷問。我現在的伴侶是共產黨文化團體Lekra（人民文化協會）的成員，也是全國知名的詩人，他也入獄多年直到最近。因此我現在的使命首先就是要治好他的創傷，同時藉由藝術的力量，解放受迫者的聲音。藝術可以瞬間融化人們的心，也可以給人抵禦政治的堅強力量。」
Kunci 文化研究中心擁有曾以意志治癒深刻傷痛的人才有的堅強，Ita的話語充滿撼動人心的重量。她的信念「透過藝術，而非政治家，為了人民（Rakyat）的民主化」將由女兒Dina Nadia繼承，並繼續在雅加達的一角努力。在1999年成立的非營利團體Kunci文化研究中心任職的Dina，努力推廣不是菁英層、而是大眾都能欣賞的藝術，因此在這個至今文盲仍不在少數的國家，比起書籍或演講，「用身體表現的藝術」更為有效。
「要了解表演不必透過文字，而且因為沒有文字記載，也不擔心會被審查。我的座右銘是Lekra的人們所倡導的Turunba（Turun ke bawah的略稱，意為降到人民之處），不需要指導也不需要授課，只需要與在地的人民大家一起來思考。」
喜愛托妮・莫里森（Toni Morrison）的Dina還只是二十歲前半的年輕人，她接受一流的菁英教育，也以身為菁英為榮，但這並不表示她將自己至於他人之上，而是要降到人民所在之處，由下而上的改變這個國家，與數十年來持續由上而下的「民主」大相逕庭，為了人民的民主，開始在無畏恐怖政治的年輕人努力下，持續開展。
